更重要的是，他将这样的风骨和操守付诸创作实践。《哥儿》中的哥儿富有正义感，宁肯牺牲个人利益也要打抱不平，更不肯在权势面前委曲求全。《我是猫》里面，尽管作者通过猫的视角对苦沙弥、迷亭、水岛寒月等出场人物的丑陋、猥琐、冷漠等日常生活表现以夸张的手法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也足够生动地表现出了他们不肯屈从于金钱、权势和高压的骨子里的清高、孤高，以及他们对奉行金钱万能主义、蔑视独立人格、倡导所谓西洋文明、“文明开化”的社会现实毫不留情的鞭挞和抨击。体现出了漱石作为“国民作家”的超尘脱俗的高蹈性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尤为可贵的是，他还在生命最后一年的一九一六年在《点头录》中批判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认为那东西“不仅意义无从谈起，而且有害”。在《猫》中也通过猫鼠大战对日俄战争（“组织猫混成旅去挠俄兵”）、对日军指挥官东乡平八郎大将予以戏谑化——艺术地表明自己对国家体制、对社主流风潮加以讽喻性批判的风骨与操守。

顺便补充一点，国内有学者认为漱石为了不从属于政治权力和官办学问而自动放弃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职位，毅然决然走上自食其力的职业作家道路。查阅相关史料，这里似有三点出入。一是，漱石从东大辞职时不是教授，而是讲师。二是，漱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职业作家，而是从朝日新闻社拿年薪的专属作家、“记者作家”。三是，从东大辞职而加盟朝日新闻社有经济上的原因。东大讲师年薪为800日元，朝日新闻社年薪2400日元，当时漱石已有六个子女，家庭负担较重。不过，漱石辞职之际东大已内定他为教授，而他仍执意辞职，这就涉及他辞职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漱石不仅不喜欢英语，而且不喜欢教师这个业。他一再表示“想作罢的是教师，想做起的是创作”“我的神经天生不适于学校”“写讲义比死还难受”。甚至说教英语就好像汪汪学狗叫。尤其《猫》的发表使他意识到自己“异样的热块”终于破裂，创作欲一发不可遏止，更加坚定了他改行的决心。而正当这时朝日新闻社向他频频招手，于是漱石顺水推舟，成为朝日新闻社特殊的正式职员——不必上班，每年给报社写一部长篇说在报纸上连载。（参阅夏目伸六《父·夏目漱石》）

最后让我引用多年前为拙译《心·哥儿》写的译序中的两段话来结束这篇本来已够唠叨的译后记。

漱石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从三十八岁发表《我是猫》到四十九岁去世，也就是十年多一点时间，却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他步入文坛之时，自然主义文学已开始在日本流行，很快发展成为文坛主流。不过日本的自然主义不完全同于以法国作家左拉为代表的欧洲自然主义，缺乏波澜壮阔的社会场景，缺乏直面现实的凌厉攻势，缺乏粗犷遒劲的如橼文笔，而大多囿于个人生活及其周边环境的狭小天地，乐此不疲地直接暴露其中阴暗丑恶的部位和不无龌龊的个人心理，开后来风靡文坛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先河。具有东西方高度文化素养的漱石从一开始便同自然主义文学背道而驰，而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超拔的高度、更有责任感而又游刃有余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人生，同森鸥外一并被称为既反自然主义又有别于“耽美派”和“白桦派”的“高踏派”“余裕派”，是日本近代文学真正的确立者和一代文学翘楚。随着漱石一九一六年去世及其《明暗》的中途绝笔，日本近代文学也落下了帷幕。